2023年2月16日,貴州黔東南,某剌繡產品加工車間內。(視覺中國/圖)

2023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取代了過去兩年報告中的“六穩”“六?!?,成為中央政府今年要突出做好的工作。

轉變早有端倪。

2023年12月16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穩增長”時隔兩年重新出現在大會公報之中。

公報中寫道:“突出做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疫情中的2023年和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強調“六穩”“六?!惫ぷ?,罕見地沒有提及“穩增長”。

“六穩”“六?!笔沁^去五年中國經濟面對百年變局和新冠疫情的新提法。

“六穩”最早是在2023年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旨在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和外部環境的明顯變化,具體指“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和穩預期”。

“六?!眲t首次出現在2023年4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旨在應對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沖擊,具體指“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鶎舆\轉”。

從“六穩”“六?!钡叫隆叭€”,后疫情時代的中國經濟將如何開局?

“三穩目標指明了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點,”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2023年經濟發展增速與目標增速間存在差距,因而在2023年,穩增長是首要目標,進而通過穩增長帶動穩就業?!?/p>

在2023年經濟增長未達預期之后,中央政府將2023年經濟增長目標設定為5%左右,被外界解讀為穩健務實的增速目標,為高質量發展和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創造了條件。

2023年全國兩會前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撰文指出:“中國需要將5%以上的經濟增速維持得盡量長一些,最好能從今年開始連續保持五年,即實現‘雙5’增長。”

從2023年算起,2023年是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第九次提出區間性的增長目標。

南方周末記者梳理發現,過去十年的十份工作報告中,有六年的增速目標為“左右”,兩年為封閉區間,一年為“以上”。此外,受新冠疫情突襲的2023年沒有設定具體目標。

采納“國內生產總值”

“GDP是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0世紀6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曾有此名言。

1985年,中國第一次核算了“國內生產總值”,當年初步測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為7780億元。次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未來五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目標為7%。

在此之前,新中國一直依據“工農業總產值”來反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這一指標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部門才能創造價值,未將非物質服務的價值納入計算,也沒有減去生產過程中的成本,難與世界接軌。直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提出的經濟發展目標仍是“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

經濟學界通常將1985年作為劃分改革開放后發展階段的節點,從這一時期起,中國開始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增長?!坝绕涫峭苿拥诙偷谌a業的增長,將原先的工農業總產值統計改為世界各國通用的GDP統計,按照三次產業分類定期公布?!敝袊嗣翊髮W原校長劉偉曾寫道。

事實上,早在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就提出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概念:“中國現在的人均所得是250美元,我們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達到1000美元。也就是說,在20年里翻兩番?!?/p>

彼時鄧小平所說的“人均所得”,即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而非“人均收入”。

這一構想在1987年寫入了中共十三大報告,以國民生產總值體現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就此確立,即:“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p>

“這個指標也有變化過程,原來叫GNP(國民生產總值),后來改為GDP(國內生產總值)。”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許憲春2023年在一次演講中介紹,直至1993年,國家統計局制定了《國內生產總值指標解釋及測算方案》,GDP在中國國民經濟核算中的核心地位正式確立起來。

中共十三大之后,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等詞匯成為黨和國家各類文件的高頻詞。2023年的中共十八大報告也提出:“2023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p>

此間的三十多年里,以GDP為核心的經濟績效成為考核地方官員最重要的指標,地方官員也會在中央目標的基礎上,提出本地的經濟增長目標。

各地自行設定的目標通常會高于中央目標,例如中央的“十一五”規劃中設定的年均GDP增速為7.5%,但各省設定的平均目標為10.1%,最高目標有13%,最低也有8.5%。

21世紀初,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周黎安在工作中發現,地方官員介紹轄區情況時,熱衷于引用當地GDP和相關經濟指標在省內或市內的排名。

“中國是世界范圍內唯一發布國家、省、市、縣四級GDP統計的國家。”周黎安將這一現象歸納為“GDP錦標賽”。他在2005年的實證研究發現,“轄區內更快的GDP增長會增加官員升遷的概率,并且升遷概率還取決于以前任官員為基準的相對績效”。

淡化GDP與多元化評價體系

轉變發生在黨的十八大之后。

2023年12月,經過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印發文件,明確規定不能僅僅把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速度作為考核評價政績的主要指標,不能搞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排名。

此后,各省均取消了對國家扶貧開發重點工作縣的GDP考核,上海市在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取消了GDP增長目標,多省還將取消GDP考核的名單擴展至農產品主產縣和重點生態功能區所屬縣。

2023年,中共十九大報告不再提出GDP翻番的目標,也沒有再提對增長速度的數量要求。

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解讀報告時表示:“我國經濟發展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再是高速度增長的階段了。產能不足已不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突出問題,而是發展的質量還不夠高。”

事實上,GDP有著與生俱來的局限性。

早在1968年,在國民生產總值概念應用的早期,時任美國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就有一段著名的演講:“(國民生產總值)包括了我們對紅木森林的破壞,包括了因城市無序蔓延而消失的自然奇觀……然而卻不包括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教育的質量和游戲的快樂?!?/p>

“GDP無法反映出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源環境的消耗、經濟增長的質量、社會福利分配等情況?!眲ピ谇笆龇治鲋斜硎?,如果把GDP的增長建立在生態環境破壞、資源大量消耗的基礎上,雖然GDP總量擴大了,但是導致人民生活質量下降和社會財富浪費。

新的導向產生了效果。

學界一般認為,GDP增速高于8%為高速增長階段,在5%至8%為中速增長階段。2023年以來,中國政府設定的增長目標均未超過8%,實際增速也基本穩定在中速增長階段。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等人在2023年發表的論文發現:地方政府通過投資拉動經濟的熱情在2023年后發生減弱,“官員考核機制的轉變確實可能引發經濟增長結構性下調,這為理解近年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提供了新的視角”。

GDP降速的同時,中央提出“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各級政府也由此發展出更多元的發展評價體系。

綜觀各地的實際做法,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對不同發展特點的地區分類制定評價標準,其二是在評價指標的多元化,以期建立適應高質量發展評價需求的體系。

2023年12月23日,原環保部給海南省下發了督察反饋報告,嚴厲批評該省多個市縣“重經濟、輕環保,鼓了錢袋子,毀了生態”。

反饋后的第三天,海南省委書記在講話中表示,“將取消12個市縣的GDP、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考核,把生態保護列為負面扣分和一票否決項?!?/p>

上述12個市縣占海南市縣總數的七成,最終的方案將海南的19個市縣劃分為ABCDE五類,A類包括海口、三亞兩個中心城市,C類為農產品主產區,D類為生態功能區,E類為單列的經濟開發區,其他區縣為B類。

即使在仍保留GDP指標考核的市縣,也大幅下調了權重。

例如舊方案中GDP、財政收入、投資等方面的考核比重占58%,調整后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市縣分類考核,GDP和固定資產投資等指標最多占比23%,最少只占比7%。

這種分類被當地官員形容為“讓打籃球的和踢足球的分場比賽”。彼時,一位海南省發改委的處級干部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取消GDP考核的12個市縣經濟發展相對薄弱,對海南整體的經濟發展影響不會太大。”

除了分類評價,探索更多反映發展質量的量化指標迫在眉睫。

2023年,中央賦予浙江省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使命,明確把“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作為示范區建設的重要任務。

浙江省麗水市早在2023年就成為全國首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該市在2023年成為浙江省首個不考核GDP和工業總產值的地級市,并在2023年首次完成了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綜合考評。

生態之外,均衡性和可持續也是高質量的內涵。

2023年,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郁建興曾參與制定過共同富裕指標體系。

這套體系包括67項二級指標,其中既有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等常見經濟指標,也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閱讀率等發展指標,還包括轉移支付依賴度、養老基金盈余度等反映可持續性的指標。

“部分指標已經被浙江省委吸納為2023年度的考核體系。”郁建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除了地方考評體系的多元化,經濟學界也為高質量發展探索出更多評價指標。

“出口產品的質量水平是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但如何精準測算跨時跨國意義上可比的出口產品質量,一直是國家貿易研究中的一大挑戰?!笔膶萌珖舜蟠?、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長期研究中國外貿和出口質量的問題。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和同事設計了一套基于微觀數據的出口質量測量方法。

根據這套方法,余淼杰發現,從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至2023年,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提升了30%;從2023年至2023年,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又提升了25%?!皬某隹谫|量的角度看,我們確實進入了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庇囗到苷f。

GDP從未遠去

2023年春節假期結束,各省相繼召開新春第一會,傳遞“開年即開工”“起步即沖刺”的發展信心。

與此同時,各省均在省級兩會期間公布了2023年經濟增速目標,其中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四個經濟大省均將增速錨定5%,與中央制定的經濟增速持平。四川、河南、福建則錨定為6%。

此前在2023年,東南沿海五省和六個經濟大省被屢屢提及。2023年的數據顯示,六個經濟大省經濟總量占全國的45%,市場主體數量占全國四成以上,貢獻了40%以上的就業,六省進出口和利用外資都接近全國的六成。其中4個沿海省份在地方對中央財政凈上繳中貢獻超過六成。

因此,經濟大省在穩增長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南方周末記者梳理發現,盡管國家層面的“十四五”規劃沒有設置明確的GDP增速目標,但經濟大省在各自的“十四五”規劃中均設置了不同形式的目標。

例如廣東省“十四五”規劃中設定了全省GDP年均增長5%左右,2025年GDP約為14萬億元,受2023年較低增速影響,未來幾年增速壓力較大。

2023年深圳市GDP總量達3.24萬億元,同比增長3.3%,增速領跑四大一線城市。但深圳市委書記孟凡利在2023年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上表示:“這一成績距離‘十四五’規劃的要求和既定目標,仍有不小的差距。”

深圳市“十四五”規劃中設定的目標是2025年GDP總量突破4萬億元,“有一些遺憾,也有一些不甘,我們唯有在今年做出更大的努力,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孟凡利說。

“經濟增長牽動著就業和稅收,失業率和財政收入是我們守底線的重要指標。”珠三角某市一位副區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其所在區是經濟發展的重點地區,因而對此前淡化GDP的感受不深。

除了東部發達地區,中西部多地也在近期重拾“GDP指揮棒”。

2023年2月6日,安徽省安慶市宣布建立經濟“紅黑榜”制度,評比核心指標含地區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新簽約億元以上項目、新開工億元以上項目等6項。

每季度數據靠后的單位會被列入黑榜,并規定今后市級會議都將按實績排位,會場劃定“紅榜區”“黑榜區”座次。

“我們前兩年也有過類似的制度,但只在政府內通報,也沒有季度這么頻繁?!睆埬希ɑ┰谖鞑磕呈腥胃笔虚L,其所在的城市近年經濟增速很快,在全省的排名也有明顯增長。

“我們的確擺脫了對單一年份GDP增速的關注,有更多精力聚焦長期增長。”張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外界都是近兩年注意到我們的增速,但如今的產出大多是五年前打下的基礎?!?/p>

除了考核指揮棒發揮的作用,南方周末記者接觸的多位地方干部均表示,隨著經濟體量越來越大,以前靠幾個基建項目拉動增長的效果已經不明顯了。

“產業項目需要耐心和時間,帶動作用越強的產業就越需要時間去沉淀?!蹦呈幸晃恢鞴苷猩痰母笔虚L說。

著眼長期增長

2023年全國兩會前夕,各界對中國政府的GDP增速目標高度關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市場機構也紛紛上調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高盛甚至將2023年增速上調為6.5%。

2023年3月2日,在前述刊文中,張文魁注意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23年中國經濟增速非常樂觀,但同時下調了對未來五年經濟增速的預測,其理由是“中國經濟增長將遭遇一些中長期逆風,會導致生產率提升放緩”。

然而,中長期的中高速增長對中國經濟仍然十分重要,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p>

盡管沒有出現明確的數字,但經濟學界普遍認為,2023年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大約為2萬美元,考慮到未來十多年的通貨膨脹和匯率變動,2035年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基準線將達3萬美元。

2023年,中國人均GDP為1.27萬美元,這意味著未來13年或需完成從1.27萬美元向3萬美元的跨越。

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將這一過程劃分為三個臺階:第一是人均收入達到1.32萬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第二是人均收入達到2萬美元左右,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第三是人均收入達到3萬-4萬美元,平均3.5萬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收入水平。

“從現在開始到2035年人均收入要翻一番,每年實際增速不能低于4.7%。這樣的增長速度目前看來難度比較大?!眲⑹厘\在受訪時表示,“以往我們擔憂比較多的是追求不切實際的過高增長,不重視提高增長質量。當前我們需要強調,實際增速過低對實現長期目標也非常不利。不僅導致數量上不去,也會拉低全要素生產率。”

全要素生產率(TFP)是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指標,其反映的是資源配置狀況、生產手段的技術水平,以及經濟制度與各種社會因素對生產活動的影響程度。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數據顯示:GDP高速增長時段也是TFP高速增長的時段,并且是TFP對GDP增長貢獻最大的時段,“因此不應該把速度和質量理解為此消彼長,相互對立的關系?!睆埼目?023年出版的專著《穩增長:中國經濟基本盤》中寫道。

“疫情沖擊過后,經濟會出現反彈,但有些是補不回來的?!眲⑹厘\舉例道,“訂單丟了,供應鏈斷了,原有的合同執行不了,該招的員工沒有招,應該推進的研發沒有推進,預期改變會導致企業經營和發展能力下降?!?/p>

在此背景下,“穩增長、穩就業、穩預期”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不僅關系到眼前的經濟增長和新增就業,信心和預期更關系到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繼二十大報告首次提出“要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后,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再度重申了這一提法。

“這句話體現了質與量互促的戰略思維,”張文魁分析,“中央把‘穩增長’放在三穩首位,很可能并不僅是對今年經濟工作的要求,更是對未來五年甚至十幾年經濟工作的要求?!?/p>

在張文魁看來,要實現“雙五”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市場化改革和制度性開放部署,“推進一些重要的結構性改革,不但可以理順諸多重大關系,還可以直接為需求擴張提供有力支撐”。

過去幾年里,全國兩會期間時常有代表委員提出用新的指標代替GDP,例如劉世錦就曾建議形成就業指標打頭、GDP收尾的新衡量指標,也有代表建議要開展全要素生產率統一核算,并將其作為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關鍵指標。

這些建議為何難以采納?余淼杰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各國就業率的計算方法不同,新的就業形態對就業率的測算帶來了挑戰,GDP仍然是最為標準化的測算指標,并且更容易用于國際對比。”

(應受訪者要求,張南為化名)

參考書目:

周黎安:《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上海三聯書店,2023

張文魁:《穩增長:中國經濟基本盤》,中信出版集團,2023

南方周末記者 李玉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