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劉某因病于2023年去世，其與妻子陳某之間正在進行的離婚訴訟被迫終止。但在繼承劉某遺產的過程中，卻出了問題。

照顧了劉某17年的保姆，拿出了劉某生前所立的遺囑。

原來劉某生前已通過遺囑的形式，將深圳南山某小區的三套房產全都贈給了保姆，合計面積300平方米。（每平均價至少10萬以上）

這可是價值三、四千萬的房產啊！保姆楊某，與劉某的妻子陳某，開始了爭奪房產的訴訟之路。最終結果究竟如何呢？

案件背景

劉某與陳某登記結婚之后，先后生育了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大概在1981年期間，因妻子陳某有婚外戀，導致夫妻感情出現嚴重裂痕。

之后多年，夫妻感情的裂痕始終無法修復，最終因感情不和而分居。但一直沒有離婚。

分居生活若干年后，劉某的年齡也越來越大，生活上也需要人照顧，于2001年經人介紹認識了楊某。之后，楊某便在劉某家中做保姆。（楊某丈夫于1998年去世）

2010年時，因當地進行舊村改造，劉某自建的三幢房屋被納入舊房改造工程，按照拆遷補償政策，劉某可獲得2113平方米的回遷房產。

因被拆遷房屋屬于劉某與陳某婚姻存續期間所建，但二人夫妻關系不太好，又處于分居狀態，因此在舊改辦及村委會的統一安排，并征求了劉某一家人的意見后，就拆遷補償的分配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

分給大兒子502.689平方米、二兒子497.689平方米、三兒子492.689平方米、大女兒140平方米、小女兒100平方米。

三個兒子之所以分得多，是因為陳某將其應得的份額也分給三個兒子，陳某自己只留了80平方米。

劉某則分得了300平方米，具體對應為三套房產，每套100平方米。

說來也巧。因保姆楊某長期照料劉某的日常生活，二人之間逐漸產生了感情。正是在2010年的時候，楊某與劉某同居了。

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就是，劉某與妻子陳某雖然處于分居狀態，但二人并未辦理離婚，仍是合法的夫妻關系。在這種情形下，劉某與楊某同居的行為，就不太正當了。

不久后，妻子陳某及子女發現了劉某與保姆楊某的關系后，十分不滿，指責劉某不該如此。但劉某不惜與陳某及子女決裂，也要和楊某在一起。

至此，劉某不僅與妻子陳某的關系更加惡化，就連幾個孩子，與這位父親的關系也變得愈發冷淡。

劉某與楊某二人自然也清楚這種同居關系是不道德的，更沒有法律的保障，于是劉某決定，與妻子陳某離婚。

2023年7月，劉某向法院提起了離婚訴訟。但法院審理后，并未支持劉某的離婚訴求。

2023年8月，劉某再次提起離婚訴訟。此時劉某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了，但仍然堅持出庭參加庭審，主張其與妻子陳某已經因感情不和，分居了十幾年了，且系第二次起訴離婚，堅決要求與妻子陳某解除婚姻關系。

一審法院審理后，準許了劉某的離婚訴求。但妻子陳某不服該判決，依法提起了上訴。

但在二審審理期間，劉某于2023年8月27日因病死亡。二審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項的規定，裁定終結訴訟。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終結訴訟：

(一)原告死亡，沒有繼承人，或者繼承人放棄訴訟權利的；

(二)被告死亡，沒有遺產，也沒有應當承擔義務的人的；

(三)離婚案件一方當事人死亡的；

(四)追索贍養費、扶養費、撫養費以及解除收養關系案件的一方當事人死亡的。

保姆楊某提起訴訟，主張房產權利

劉某去世后，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劉某的配偶、父母、子女系第一順位的法定繼承人。因劉某父母早已離世，因此陳某與幾個子女，有權依法繼承劉某的遺產，自然也包括之前拆遷時所分配的這三套房屋。

但這里涉及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劉某生前立有遺囑或遺贈的話，是優先于法定繼承的。因劉某與陳某分居多年，到底劉某生前對其財產有無事先作出安排，陳某以及幾個子女并不清楚。

而涉案的這三套房屋，目前尚不具有辦理產權登記的條件。為了保險起見，陳某準備對涉案的這三套房屋做個法定繼承公證，確保自己對房產的繼承權。

根據辦理繼承公證的要求，陳某進行了登報公告，大概意思就是任何人可主張分割劉某的遺產，公告期限兩個月，如果在公告期限內無人主張權利，視為放棄權利。

（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排查一下，劉某生前是否有遺囑或遺贈行為。既然是做繼承公證嘛，就要排查清楚是否還存在其他享有繼承權的主體）

公告期限屆滿后，無人申報或主張權利，而劉某的五名子女也放棄了對涉案房產的繼承，因此陳某就成了涉案房產的唯一法定繼承人，并且拿到了繼承公證書。

自以為房產繼承的事算是塵埃落定了。但陳某萬萬沒想到，保姆楊某將其起訴到了法院，主張自己應享有這三套房產的所有權。

楊某訴稱，劉某生前分別于2023年8月4日和2023年6月19日，出具了兩份遺囑。

2023年8月4日的這份遺囑，是劉某的自書遺囑，劉某明確表示，“生前因子女對劉某不孝順且打罵恐嚇，劉某對其子女已無親情關系。

而楊某作為保姆，十幾年來對劉某的悉心照顧，讓劉某很開心，故將此財產（即涉案的三套房產）贈送以表心意。由朋友師某（化名，以便區分人物）作為監督執行人。

而且該自書遺囑由某律師事務所見證，并出具了律師見證書。

2023年6月19日的這份《房產繼承遺囑書》，其內容為打印形式，尾部有劉某的簽名和手印，楊某作為受遺贈人也簽了字，兩名見證人分別為張某、黃某。同樣，師某作為監督執行人。

楊某認為，這兩份遺囑均表明，涉案的這三套房產，劉某已經明確表示要贈與楊某。故請求法院，確認劉某出具的這兩份遺囑合法有效，判令涉案的這三套房產，依法由楊某繼承。

陳某否認遺囑的效力

如果真如保姆楊某所稱，劉某是立有遺囑的，那對陳某來說，就極為不利了。這三套房產，按當時的估價，每平方米的均價至少10萬以上，300平米，那可是三、四千萬啊！

陳某對這兩份遺囑的效力均不認可，并申請了筆跡鑒定。

經鑒定，2023年8月4日的遺囑落款處，“劉某”的簽名字跡是劉某本人所寫，但落款處的日期不是劉某所寫。2023年6月19日的這份《房產繼承遺囑書》中，立遺囑人處“劉某”的簽名字跡是劉某本人所寫。

這樣看來，對陳某十分不利啊！

不過陳某還提出，涉案的三套房產是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劉某無權私自處分。

而且劉某在婚姻關系尚未解除的情況下，即與保姆楊某同居，明顯違背了公序良俗，這種不正當關系不應予以保護，基于此種關系下而所立的遺囑或遺贈，也應認定為無效。

一審法院的觀點

按照當時應適用的《繼承法》的規定，繼承從被繼承人死亡時開始，繼承開始后，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有遺囑的，按照遺囑繼承或者遺贈辦理。

本案中，劉某先后立有兩份遺囑（其性質上應為遺贈）。經司法鑒定機構鑒定，2023年6月19日所立的《房產繼承遺囑書》，其內容雖系打印（當時《民法典》尚未實施，并未明確打印遺囑的這種形式），但業經劉某簽名確認，亦又兩名見證人的簽字。

而且該遺囑的內容，與2023年8月4日經律師事務所見證的《遺囑》內容一致，故一審法院確認2023年6月19日《房產繼承遺囑書》系劉某的真實意思表示，關于劉某遺產的處理部分合法有效。（還牽涉到夫妻共同財產的問題）

關于陳某主張涉案遺囑違反了公序良俗，應為無效的觀點，一審法院認為：

劉某與楊某二人的同居行為，固然違背了公序良俗，為法律所禁止，應予以否定評價。但該行為，并不必然導致劉某的遺贈行為無效。

遺贈是權利人對自己財產的單方意思表示，按照當時適用的《繼承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

據此，劉某依法享有遺囑自由的權利，而《繼承法》中，對受贈人的身份和主體資格，也沒有限制性規定。因此，楊某作為受遺贈人，有權主張涉案房產由其繼承。

但是，涉案房產系陳某與劉某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取得，本案也無證據顯示，劉某與陳某之間就涉案房產達成過財產約定或類似約定，因此這三套房產，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歸陳某與劉某共同所有。

楊某主張上述三套房產系劉某的個人財產，應全部繼承，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劉某僅有權通過遺囑的方式，處分其依法享有的份額。

考慮到劉某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和楊某同居多年，存在過錯。而且從照顧女方的原則考慮，一審法院酌定，夫妻共同財產中的兩套房產歸陳某，另一套房產歸劉某，屬于劉某的遺產，可由楊某繼承。遺囑中超出其遺產部分的處分無效。

因涉案三套房產均在一個小區，且面積相同，基于便于使用的原則，一審法院酌情予以了分配，依法判令同屬1棟樓的兩套房屋歸陳某所有，另一套，歸楊某所有。

楊某的其他訴訟請求予以駁回。案件受理費75150元，由楊某負擔50100元，陳某負擔25050元。鑒定費36090元，由陳某負擔。

雙方均不服，提起了上訴

一審判決作出后，無論是楊某，還是陳某，均表示不服。楊某還是覺得應該全都歸由自己繼承，而陳某認為，一套都不該給楊某。

于是雙方均提起了上訴。

鑒于雙方均有上訴意見，并針對對方亦有答辯意見，故將雙方的觀點予以綜合歸納如下。

陳某的二審意見主要是：

一、一審判決事實認定錯誤，楊某持有的兩份遺囑，均屬無效。

1、從遺囑形式上看。2023年8月4日的《遺囑》屬于自書遺囑，落款雖為劉某本人簽名，但根據司法鑒定意見，遺囑的落款日期卻不是劉某本人書寫，可見該遺囑在形式上并不合法。

而2023年6月19日的《房產繼承遺囑書》，是一份內容和日期均事先打印好的文稿，雖然顯示有兩名見證人，但未注明誰是代書人，更未在上面注明代書日期。

本案也無證據證明，這兩名見證人當天在現場見證了遺囑的形成，因此該遺囑也不符合法定的遺囑形式。

因此陳某認為，兩份遺囑均不具備法定形式，應屬無效。

（這里解釋一下，按照當時適用的《繼承法》規定，未明確規定打印遺囑這種形式，還是將其歸為代書遺囑的范疇。

按照該法第十七條規定，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

即便按照現行的《民法典》的規定，打印遺囑雖為法定遺囑形式之一，但要求應當有兩個以上的見證人在場見證。遺囑人和見證人應當在遺囑的每一頁均簽名，并注明年、月、日。）

圖片與文中案例無關

2、從遺囑內容上看。涉案房產系夫妻共同財產，而劉某擅自將共同財產全部贈送給楊某的行為，剝奪了陳某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權。而且，該贈與行為，明顯違背了公序良俗。

陳某說，從2001年劉某雇傭楊某當保姆之時，二人的關系就已經十分曖昧，給陳某及其家人帶來了巨大的傷害。

到了2010年，涉及舊村改造拆遷補償時，楊某干脆直接與劉某公開同居，并以夫妻相稱，不僅明顯違反了法律規定，涉嫌重婚，而且楊某的意圖也十分明顯，就是意在非法占有補償的房產。

從2023年開始，劉某起訴要求與陳某離婚的那兩場官司，也是楊某安排和挑撥的。

因此，無論是劉某的出軌行為，還是楊某明知其有配偶而仍與其非法同居，為了錢財唆使劉某與妻子陳某離婚，均嚴重違背了公序良俗。

陳某認為，劉某的遺贈行為，即使是其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但該內容和目的均違反了法律規定和公序良俗，剝奪了陳某作為妻子的共同財產權和繼承權，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德，應當認定為無效的民事行為。

3、從遺囑的訂立過程看。2023年6月19日的這份《房產繼承遺囑書》，其真實性明顯有問題。

根據一審中，劉某入院治療的相關證據顯示，2023年6月17日晚上，劉某已罹患“多發急性腦梗死”，但保姆楊某，卻未在第一時間將其送院治療，而是積極制作《房產繼承遺囑書》。

在其目的達成后，楊某才于2023年6月21日將劉某送往醫院治療。其險惡用心可見一斑。

而且《房產繼承遺囑書》中，劉某的簽名字跡潦草，幾乎無法識別，結合劉某當時的病情，足以證明劉某已喪失了正常的思維和民事行為能力。

而且在缺少代書人及代書日期的情形下，更無法確認該遺囑的真實性。不排除劉某是被人控制的狀態下，進行的簽字并按手印。

另外，楊某既然已經持有了劉某先前的一份自書遺囑，并無必要再要求劉某簽署一份內容大致相同的遺囑。

唯一的解釋，就是劉某生前已經洞悉了楊某意在侵占財產而有意反悔，但苦于身體狀況問題而無法實現。

而楊某因心有顧慮，因此才再次制作了這份遺囑。如果其真的只是為了保險起見，完全可以在通過手機錄制視頻或拍照的方式，鎖定當天的簽署過程。

但楊某并無法提供相關證據，不符合常理。原因只能是因為劉某當天的精神狀態極差，或不情愿簽署，如果拍攝視頻或拍照，反而對楊某極為不利。

二、一審法院在法律適用上的問題。

一審法院已經認定了劉某與楊某存在不正當的同居行為，卻認為該行為并不影響遺贈行為的效力，明顯不當。

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則，在法律適用的效力上，高于民事法律行為的具體規則，是任何民事行為均應遵循的最基本的效力原則。

遺贈行為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除了應當符合《繼承法》的相關規定外，更應符合“公序良俗”原則。

而劉某通過遺囑形式贈與楊某房產的行為，在遺囑形式上，尚不完全符合《繼承法》的規定，而且其行為，也與《婚姻法》的相關規定相抵觸。既違背了夫妻間的互相忠實、互相尊重的義務，也侵犯了夫妻共同財產權。

更違反了“公序良俗”原則，應屬無效的遺贈行為。

否則，就是變相承認了楊某這種通過不法的、不道德的行為，而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

除此之外，陳某還提出了其他的觀點和意見，比如關于受遺贈人應及時表示接受遺贈，以及陳某已經發布了公告，但無人主張遺產權利，也取得了繼承公證書等。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然后再看，保姆楊某是什么觀點？

楊某的二審意見主要是：

一、案涉房產，應屬于劉某的個人財產，并非夫妻共同財產。

楊某認為，涉案房產是舊房改造時，經劉某、陳某等人共同商議后作出的分配結果。因拆遷補償的約2113平方米，雖系夫妻共同財產，但已經進行了家庭內部的協商分配。

劉某分配所得的這300平米（即涉案的這三套房產），屬于婚姻存續期間，劉某與陳某對婚內特定財產所進行的分配，應當分屬各自所有，系劉某的個人財產。

如果按照一審法院的邏輯，認定涉案房產屬共同財產，那陳某當時分配的80平方米，也應屬共同財產。如此一來，劉某享有的共同財產份額應為190平方米。

楊某根據劉某的遺囑內容，則可依法享有190平方米的房產。

同時楊某還認為，一審法院酌定由陳某享有夫妻共同財產2/3的份額，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應當平均分割。

二、關于遺囑效力的問題。

因為陳某的上訴意見主要是針對遺囑效力問題，因此楊某在二審中，就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1、楊某說，劉某生前所立的兩份遺囑（遺贈），均合乎法律要求，內容合法。而且一審中，對兩份遺囑均進行了鑒定，足以證明遺囑的真實性。

雖然第一份遺囑中的日期經鑒定并非劉某所寫，但該遺囑的簽字是劉某本人所簽訂，且有律師事務所出具的律師見證書，可認定其合法性。

而且劉某簽訂的兩份遺囑，內容基本一致，并無抵觸，均體現了劉某的真實意愿。

2、楊某認為，陳某根本沒有資格指責自己與劉某的關系。楊某說，《婚姻法》第二十條規定了夫妻有互相扶養的義務；第二十一條也規定了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

但事實上，陳某作為妻子，先是于1981年存在出軌行為，導致夫妻感情不和而分居。而分居之后，陳某沒有悔悟之心，對劉某也是不管不顧。

隨著劉某年紀越來越大，這才雇了楊某作為保姆，照顧劉某的日常生活，直到劉某因病去世。17年來，陳某及其子女，沒有一人前來照顧、看望過劉某。

即便是劉某患病期間，也都是楊某一力照顧，其身后事也是由楊某操辦。陳某作為妻子，根本就沒有盡到一個妻子的責任，那幾名子女，也未盡到贍養義務。

3、劉某與陳某的感情破裂，除了陳某曾經的婚外戀行為之外，根據劉某在離婚訴訟中的《關于離婚案件的自述報告》也可看出，是因為陳某長期沉迷于麻將而忽視家庭。

雙方因此經常吵架而導致感情破裂。劉某的子女，也在陳某的挑唆下，對劉某也很不孝順，對劉某不管不顧。

而楊某是在劉某與陳某已經感情破裂且分居多年之后，才與劉某認識并當了保姆的，絕非是陳某所說的那樣，是楊某破壞了他們的家庭，意圖侵占財產。

劉某之所以會將涉案房產贈與給楊某，正是因為楊某照顧劉某陪伴多年，感情深厚，二人雖無夫妻之名，但楊某已盡到了“妻子”應盡之義務。

劉某正是出于感激，才將房產贈給了楊某。

而且楊某又提交了一份住院患者疾病證明書，證明《房產繼承遺囑書》的訂立，系劉某的真實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意識模糊的情形。

二審觀點及結果

二審法院查明了案件事實，并結合雙方的意見后，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劉某所立的兩份遺囑是否有效。

（所適用法律均為《民法典》實施前尚未廢止的《婚姻法》、《繼承法》以及《民法總則》等，但相關規定的內容與《民法典》大致相同）

二審法院認為，即便是事出有因（意指陳某未盡妻子之責，子女未盡贍養之務），劉某與楊某二人，也不應該長期保持同居關系。

這不僅違反了《婚姻法》第三條“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第四條“夫妻應當相互忠實，互相尊重”的法律規定，也是社會公德所不能容忍的。

從劉某處分涉案房產的行為看，屬于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行為。尤其是這種大額的，超出了日常生活支出的處分行為，應當由夫妻雙方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方可。

否則，單方處分的行為，因侵犯了夫妻對共同財產的平等處理權，而應歸于無效。

除非第三人有理由相信這種單方處分的行為，是夫妻雙方的共同意思表示。

具體到本案，劉某將涉案三套房產贈與楊某，該財產處分行為，顯然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而楊某明知劉某有配偶，而與其長期同居，并接受劉某對大額財產的單方贈與，顯然不能視為善意第三人。

因此，劉某單方處分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剝奪了陳某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平等處理權，和陳某對劉某的合法財產繼承權，應屬于無效行為。

另外，鑒于楊某與劉某這種不正當的關系，其通過遺囑的方式將涉案房產贈與給楊某的行為，也因其違背了公序良俗，而歸于無效。

最終，二審法院認為，一審判決對遺囑效力的認定有誤，據此作出的判決依法予以撤銷。楊某主張繼承涉案房產，因確實事實及法律依據，依法駁回其訴訟請求。

一審案件受理費75150元，鑒定費36090元，均由楊某負擔。（一審判令的案件受理費75150元，是由楊某負擔50100元，陳某負擔25050元。鑒定費36090元也是由陳某負擔。）

楊某預交的二審案件受理費75150元，由楊某負擔50100元，本院退回上訴人楊某25050元。陳某預交的二審案件受理費75150元，由楊某負擔25050元，本院退回陳某50100元。因當事人同意訴訟費用由敗訴方逕付勝訴方，法院不再另行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