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反家庭暴力法(2023年反家庭暴力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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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受害人求助司法救濟意愿不高

記者了解到，該份報告以2023年3 月1日到 2023年2月底北京市各級法院所公開的裁判文書作為統計基礎，以中國裁判文書網為主要數據庫、Alpha為輔助數據庫，以北京地區法院為檢索區間，取“家暴”或“家庭暴力”為檢索關鍵字所得判決書超過400份。在此基礎上，通過逐份閱讀篩選，最終獲得有當事人遭受家暴陳述的320份判決書和175份人身安全保護令裁定。

5年320份判決書，年均僅64件。而同時段同地區Alpha數據庫收入的判決書總數超過102萬份，其中婚姻家事類案件判決書總數超過19萬份。而根據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組織的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全國2.7億個家庭中約24.7%存在家庭暴力。

報告分析認為，涉家暴案件總量極低、占總案件數比例極低這一現狀，反映了我國家暴受害人在維權方面存在的問題：其一，不少受害人對家庭暴力的違法性認識和維權意識仍不充分，例如在部分判決書中，仍有部分受害人將長期忍受家暴作為自己為家庭隱忍付出的例證；其二，基于各種顧慮，受害人不愿訴諸司法救濟，這些顧慮包括但不限于：訴訟成本過高且效果不佳、舉證難度大、認為家暴是不光彩的事而難以啟齒、“想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習得性無助及害怕遭到加害人報復等，低涉訴案的背后是無數遵循沉默法則的無助受害人。

4起刑事案件3起被告人主張遭受家暴

320個判決樣本分為民事、刑事和行政訴訟三類，其中民事案件315件，占比達98.4%，案由大體可歸為五類，即離婚糾紛、贍養和撫養糾紛、財產糾紛、侵權違約類糾紛及其他案由；刑事和行政訴訟案件數量極少，分別為4件和1件。

4起刑事案件涉及1起非法拘禁罪、2起故意傷害罪和1起故意殺人罪，其中有3起案件的被告人皆主張遭受到被害人實施的家庭暴力，疑似為受害人“以暴制暴”案件。在鄭某故意殺人案中，被告人主張“被害人對被告人及其母親、弟弟長期實施家庭暴力，案發當日被害人使用言語刺激并毆打被告人，被告人被激怒后失手致被害人死亡。”另外1起案件的被告人為家庭暴力的實施者，在致被害人輕傷2級且構成故意傷害罪的同時，受害人主張的精神損害賠償卻未能獲得法院支持。

涉家暴判決中唯一一起行政訴訟案件系因受害人不服派出所對加害人作出的《不予行政處 罰決定書》，經復議無果后提起行政訴訟。然而派出所在復議決定書中回應，警方曾“多次聯系受害人做傷情鑒定，都被其以父母因看病、住院”為由未能進行，該起行政訴訟案最終以當事人證據不足為由被駁回。報告指出，此案一方面反映出家暴受害人逐步增強的維權意識，同時也折射出家暴受害人容易在各種顧慮之下遲疑，從而延誤甚至錯失最佳舉證時機。

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易成為親子關系家暴受害者

加害人和受害人的關系中，夫妻關系的占比高達81.3%，可見家暴在親密關系中發生的比例較高。還有2起同居關系的案件，均為同居關系析產糾紛，并且都有計劃結婚、共同購買房屋等情節，當事人主張對方實施家暴以要求分割更多共同財產。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害人和受害人為親子關系時，受害人很少尋求司法救濟。案例樣本顯示，親子關系暴力中的受害人主要有兩類: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其中老年人受暴多被揭示于其去世所引發的繼承糾紛中，而未成年人受暴多被揭示于撫養糾紛，鮮有主動訴諸司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案例。

一方面， 這兩類主體都是弱勢群體，缺乏發聲渠道，容易被忽視；另一方面，兩類主體自我保護能力相對不足，反家暴和維權意識較為薄弱。此外，無論是兒童還是老年人，往往都與加害人關系緊密，甚至依賴加害人的照顧和撫養，因此從情感上他們更不愿外部力量介入。

親子關系間發生的家庭暴力也較為隱匿，尤其兒童權益保障應給予更多關注。在一份判決書中，年過五十的當事人提及自己“自幼即遭受父親的毆打、謾罵，生活在陰暗和恐懼之中。十歲時甚至選擇自殺以逃避不幸的命運，所幸被路過的好心人及時發現、搶救。”兒童遭受家庭暴力對其成長乃至一生都將造成不可逆的負面影響。

此外，在親子關系的涉家暴案件中也包含直系姻親關系，即俗稱公婆與兒媳，岳父母與女婿之間的關系。這表明，涉家暴案件中所呈現出的受害人和加害人關系在逐漸多元化。

舉證難、認定難導致家暴認定率、賠償支持率偏低

320例判決樣本中，家暴認定率偏低。當事人明確提出家暴主張的有206件，獲得法院明確回應的案件數量為74件，當中僅有20件最終被法院認定家暴。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舉證難。絕大多數受害人并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家暴事實的存在，或者僅能提供證明力弱的傷情照片或報警記錄。由于家暴受害人往往在事發當下難以或未能即刻收集和保留證據，一旦錯過最佳取證時機則難以獲得充分證據。

認定難也是家暴認定率低的原因。報告指出，家庭暴力的界定是涉家暴案件審理的關鍵點，盡管反家暴法第二條對家庭暴力的概念作出較明確的規定，但仍欠缺具體且有可操作性的認定標準。例如，如何理解“毆打”和“殘害”?如何認定精神暴力?如何區分普通夫妻沖突和家庭暴力等等。由于缺乏細化規范作指引，也容易導致司法實踐中裁判不統一的現象。

賠償方面，有 90 件案件的當事人因家暴提出明確的賠償請求，法院明確回應的有72件，當中29件獲得判決支持，約占4成，但獲得足額支持的只有3件。舉證難、法律規定不夠明確、損害賠償的認定標準和賠償范圍不明確是影響受害人賠償請求獲支持的主要原因。此外，家暴受害人就精神損害賠償主張獲得的判決支持率僅為25.3%，除少數施暴人出軌、受害人被持刀砍傷、意外死亡等特殊情形，一般家暴案件中受害人獲得精神賠償額度偏低，金額在1萬及1萬以內居多。

但在涉家暴離婚案件的子女撫養上，法院對受害人支持比例較高，占到80.4%，一方面和家暴因素有關，另一方面還與家暴案件受害人多為女性相關，法官需要照顧無過錯方、子女和女方。

在財產分割方面，判決對受害人的傾斜和照顧不明顯。判決書中明確支持受害人主張，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財產分割結果的僅有4例。這一現象與原婚姻法并未明確規定離婚無過錯方可以要求多分割財產有關，民法典則對此進行了完善，確定離婚時財產分割按照照顧子女、女方和無過錯方權益的原則判決。

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數量不高 但簽發率較高

值得注意的是，樣本中另有175份人身安全保護令裁定，其中167份為申請裁定，8份為復議申請裁定。北京法院核準簽發的人身安全保護令總數為 135件。從數據比例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數量雖然不高，但簽發率較高，約為80%。

申請數和簽發率最高的是禁止令，152件申請中123件獲得簽發，簽發率為81%。簽發率較低的為遷出令，簽發率為27%；以及禁止被申請人在申請人單位 200米范圍內活動、禁止進入申請人住所等其它措施，簽發率為21%。

70后、80 后是占比最多的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年齡層，占比分別為33.3%和23.6%，分析認為，這兩個年齡層人群的反家暴意識和對反家暴法的認知程度較高。

對法院駁回的 32 份人身安全保護令裁定進行分析發現，駁回的最主要原因仍是“證據存在問題”，其次為“不符合《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條所規定的條件”。根據《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應當具備的條件有三:明確的被申請人、具體的請求和有面臨家暴現實危險的情形。由此反映出的仍是家暴案件中的舉證難。

建議完善家暴定義 增加并列舉證據種類

對于上述現象，報告也給出了具體建議。如報告認為，反家暴法關于家暴定義中列舉的家暴方式不足以涵蓋目前常見家庭暴力的形式，建議適當具體化關于家暴定義中的“等”字，擴大列舉家庭暴力的形式，包括侮辱、誹謗、威脅、跟蹤、騷擾、性暴力、經濟控制等方式。

在家庭暴力證據制度方面，建議增加并列舉證據種類，如增加公安機關出警記錄、告誡書、有關鑒定機構傷情鑒定意見、未成年子女與其年齡智力精神狀況相適應的證言，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婦女聯合會、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等組織和社會團體的相關投訴或到訪記錄等。

在損害賠償規定方面，建議明確家暴受害人在不離婚的情況下是否有權因遭受暴力而主張損害賠償；完善家暴案件損害賠償的標準、范圍。

在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方面，建議增加具體措施，如禁止被申請人與申請人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的聯系; 禁止被申請人在申請人的住所、學校、工作單位或者申請人經常出入的其他場所內從事可能影響申請人生活、學習、工作的活動；禁止被申請人查閱申請人及其未成年子女戶籍、學籍、收入來源等相關信息;責令長期施暴或處于暴力循環中的被申請人依法接受心理疏導或行為矯治等內容。此外，建議完善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案件的舉證責任分配制度，降低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證明標準，以充分發揮保護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