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農村主要的生產經營方式，是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它是指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經濟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我國農民創造了以家庭承包為主要形式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生產責任制。從1982年到1984年，黨中央連續3年都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對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生產責任制給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積極引導，最終形成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這種制度使農民獲得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權，不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等弊病，而且糾正了管理過分集中、經營方式過分單一等缺點，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安徽、四川和云南一些地方在中央精神的鼓舞下，為了進一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開始打破土地管理使用上的“禁區”，將“包干到戶”推進到“分地到組”“包產到組”“以產定工，超額獎勵”的生產責任制，進一步推動了農村經營體制的改革。尤其是安徽省農村出現的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簡稱“雙包”) 生產責任制，引起了廣泛關注。但是，由于舊的思想的束縛，對于農村出現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責任制形式，當時黨內外很多人存在疑慮，擔心會不會偏離社會主義。尤其是《人民日報》發表的一封讀者來信，認為包產到組是錯誤的，要求堅決糾正。這引起基層農村干部和群眾的思想波動，一些地方甚至對包產到組開始進行糾“偏”。

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的一次講話給農村改革奠定了基調。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中，對鳳陽縣的包產到戶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他強調，關于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的擔心是不必要的，這些地方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支持農村改革實踐，對于打破思想僵化，推動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鄧小平談話思想的基礎上，1982年元旦，中央一號文件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隨后，1983年和1984年的一號文件，繼續對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生產責任制給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積極引導，農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在全國廣泛推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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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大旱荒，安徽鳳陽受災嚴重，農民成群結隊地外流乞討。為了吃上飯，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農民開始想辦法。小崗生產隊共18戶人家，幾乎家家都當過隊長，還是窮得叮咚響。盡管“包產到組”之風也刮到了小崗，但由于底子太差，生產還是沒有搞起來。

當時小崗的隊長嚴俊昌找到副隊長嚴宏昌、會計嚴立學，私下商議：如果“包產到戶”能干好，咱們就豁出去，不然也是餓死！今晚開個會，商量商量這個事。就這樣，1978年11月24日，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副隊長嚴宏昌把18戶農民召集在一間茅舍里，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嚴宏昌開門見山就說：“咱們得自己救自己。”有人問：“怎么救？”“把地分了。”干凈利索的回答。頓時，茅屋里，人人愁眉苦臉，面面相覷，鴉雀無聲。過了好一陣子，一位年過六旬的老人說話了：“你們放心，這樣搞下去準能搞到飯吃！不過，你們倒霉肯定不得輕，說不定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那時可就毀嘍！”憤懣難抑的農民七嘴八舌呼喊起來：“你們要是倒霉，我們幫助把你們家的小孩養到18歲！”隊長嚴宏昌深受感動，他從身上掏出早已擬好的一份條文，聲音有些顫抖地說：“就是殺頭也讓腦袋掉在富鍋里。為混口飯吃，死也值得。我們寫一個保證書，對咱們小崗搞秘密‘包產到戶’做了兩條規定，如果同意就請各戶按手印。”再補上一條：“把你們的孩子撫養到18歲！”契約寫好了，18戶21個在場的人含著眼淚用食指按上鮮紅的印泥。

人們無法想象，就是這印有21個指印的契約打破了農村改革的堅冰，砸開了束縛已久的枷鎖，創造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新篇章。